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及其意义

 

2025-06-26 11:10   来源： 中国教育新闻网

【作者简介】许桂香，女，汉，福建莆田人，贵州民族大学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，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。

【摘 要】 晚清之际面对内忧外患之危局与儒学经世致用思潮之激荡，李端棻以刑部左侍郎之职上呈《请推广学校折》。李端棻其奏议深植于“中体西用”之哲学范式，主张构建“京师大学堂—省学—府州县学”三级学制体系以弥合传统书院教育之散裂状态。其课程设置突破“四部之学”窠臼，既存“经史”之体以固本，复增外语、算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格致实学等西学之用。实乃“通经致用”向“实学致用”之知识论转型。尤值深究者，此体系暗合“格物致知”之方法论重构。府州县学层级注重“习动践履”，省学贯通“六艺”实践与新知探究。京师大学堂则追求“感通万物”之智识升华，形成“由器究理”的认知进阶。光绪帝纳其议而升为国策，使京师大学堂成为“国养士”之制度载体。然其经科独设虽存“以经学为体”之愿，终因“七科之学”的西学体系碾压而式微。昭示传统太学精神与现代学术分科间的哲学断裂。李氏教育革新不仅反映晚清“变法图强”的政治哲学诉求，更在体用张力中促成中国高等教育由“通人之学”向“分科治学”的现代性转捩。

【关键词】李端棻；京师大学堂；高等教育现代化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农历5月初二日，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呈《请推广学校折》直面晚清“时事多艰，需才孔亟”之困局。针砭洋务教育“教之之道未尽”之弊，以“体用一源”之思辨提出“经世致用”的教育维新纲领。其奏折系统构建了“府县学-省学-京师大学堂”三级教育体系，主张“变通书院旧章”而纳西学之精粹，更辅以藏书楼、译书局、仪器院等文化建制，实乃中国教育制度由“中体西用”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型的理路创新。

戊戌年间，清廷依李端棻之议创办京师大学堂（今北京大学前身），此举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，被赋予其“统辖各省学堂”的行政职能，形成特殊建制。其三级教育模型，既承“格致诚正”之儒学脉络，又开“分科立学”之新统，朱善璐谓之“北京大学之父”的定位，恰彰明李端棻在制度创构中的“开物成务”之功，使京师大学堂成为融汇“古今中西”之学的道枢，奠立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之“体要”。

一、京师大学堂创办前中国教育现状

甲午战败后，清廷痛感经世致用之才的结构性匮乏，光绪帝虽颁诏征辟“通达中外、周济时用”之士，然应者寥寥，盖因传统教育囿于科举窠臼而积弊深重。科举制度自隋唐肇始，历宋元明三朝，至清中叶臻于鼎盛，然其以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为纲，恪守程朱理学之传注，以八股制艺取士，形成“有科无目”之固化格局，致使士人溺于心性之学而疏于实政。此种“义理之体”与“经世之用”的割裂，本质上源于“价值理性”与“工具理性”的深层文化冲突——科举所崇“天理”至上性，压抑了西学格致之学的制度性传播。反观泰西诸国，其教育以实证主义知识论为基，遂成科技昌明之枢机。清廷后期虽倡“中体西用”以调和，然科举所筑之“理学试士”体系，终难适应近代社会对多元人才之亟需，凸显传统教育哲学在体用关系上的深刻困境。

“泰西民六七岁，必皆入学，识字学算，粗解天文舆地，故其农工商兵妇女，皆知学，皆能阅报。吾之生童，固农工商兵妇女之师也。吾生童无专门之学，故农不知植物，工不知制造，商不知万国物产，兵不知测绘算数，妇女无以助其夫。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，而弃之无用之地，至兵不能御敌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。”（耿云志，崔志海：《梁启超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80页。）洋务教育作为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制度化实践，虽以“中体西用”为纲，实则陷入道器割裂之困境。

其专科教育性质因缺乏近代基础教育体系支撑，导致生源芜杂、课程散漫无统，各学堂自定章程而水准悬殊，显露出名实相悖的结构性缺陷。洋务派虽设同文馆、水师学堂等新式学府，然其教学囿于西语西文之“器用”层面，于治国富强之“道体”全然未涉，李端棻洞见其五弊：一则治术空疏，“徒习西学西语西文，而于治国之道，富强之原，一切要书，多未肄及”，违背儒家“即物穷理”的格致传统；二则专业阙如，“学业不分斋院，生徒不重专门”，致使学艺不精，有违宋明理学“分科穷理”的实证精神；三则脱离实践，“未备图器，未遣游历，日求故纸终成空谈”，背离“道在器中”的实学要义；四则出路壅塞，“既得科第遂与学绝”，反映科举与新学制的体用冲突；五则规模狭隘，“十八行省祇有数馆，每馆生徒祇有数十”，暴露制度设计未契“经世致用”之本旨。（汤志钧，陈祖恩，汤仁泽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19页。）人才乏绝的局面，并不是“天之不生才”，而是教育制度的弊端造成的。

晚清之际，面对内忧外患与科举制积弊，经世致用思潮勃兴，诸多有识之士虽倡言兴学，然多流于空泛。李端棻首次系统提出“破虚崇实”之教育改革纲领，为改进以往办学之缺失，“颇有上书言之者。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，最为深切详明。”（张建新：《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》，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，2007年第1期，第166页。）虽然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开办学校的呼吁，但对怎样办学都没有具体的办法。而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的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则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具体办法，得到光绪皇帝降旨允准，并付诸实施，推动了我国教育的近代化。这不仅标志该奏成为戊戌维新教育政策之圭臬，更以制度化的“实学”实践推动中国教育由“重义理”向“求致用”的近代化转轨，实为儒学经世传统在晚清危机下的创造性转化。

二、李端棻首次倡建京师大学堂

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潮与“体用之辨”的思想激荡中，李端棻深刻体认到“时事多艰，需才孔亟”，遂将传统“修齐治平”之人才观与近代国家存续之亟需相绾合，力主以兴学为纾解国难之枢机。人才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。1896年6月，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奏折开篇称“时事多艰，需才孔亟，请推广学校，以励人才，而资御侮”。此奏的目的，旨在通过制度化的“格物致知”路径，实现从传统道德修身向近代实学人才培育的范式转型，冀望以此根本性教育变革陶铸经世英才，达致御侮图强、民族复兴之宏旨。在此奏折中，李端棻系统提出了一套全面改革传统教育、建立近代化学堂体系的方案，核心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京师设大学堂，地方普设新式学堂

李端棻系统构建了“京师大学堂—省学—府州县学”的三级教育体系，此乃中国教育近代化之制度性突破。其设计深植于“中体西用”之哲学基底，层级分明而名实相耦：府州县学堂取民间俊秀子弟及诸生以上功名者，以三年为期，授之以格致实学，旨在破除空疏学风，践行“蒙以养正”之教化伦理；省学选诸生及举人，亦三年肄业，承续书院“明体达用”传统而融汇西学，彰显“质力相称”之人才进阶理路；京师大学堂为体系枢要，纳举人、贡生、监生及向学京官，以“为国养士”为纲，既赓续太学“为国储才”之精神，复以分科授学之制实现“理一分殊”的知识重构。此三级架构以京师为学术极峰，逐级辐射至行省州县，形成“本末贯通”的全国性教育网络，其招生标准辩证统合科举功名与年龄资质，暗合“格物致知”向“诚意正心”的修养次第，更以三年学制呼应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的工夫论传统。全案实为传统书院制向近代学制转型之关键枢轴，既体现“正名”思想对制度建构的规约，亦昭示经世致用思潮下教育哲学从“四部之学”向“七科之学”的范式嬗变。

（二）教学课程改革

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以“体用一源”为哲学根基，重构了晚清三级学堂体系：府州县学堂以蒙学为基，课业以《四书》《通鉴》《小学》为体，辅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、天文、地理等西学之浅显知识，既承袭传统蒙学“德育为首”的伦理教化传统，又引入西学启蒙以“植根经学而启新知”，实为对“中体西用”思想的初步实践；省学堂则深化经史子集之学，兼及天文舆地、算学格致等实用学科，其“通经致用”之旨归既承宋儒胡瑗“明体达用”之教，亦呼应章学诚“史贯四部”的学术整合观，试图通过“经史互证”贯通传统学术与实学需求；至京师大学堂，更以“分斋讲学”为制，远效德国、日本分科模式，近承宋代书院分斋遗法，强调生徒“专精一艺而不可轻改其业”，以现代学科分类解构传统书院泛学模式。此种课程体系以程颐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”的理一本论为纲，将外交、机械、矿学等西学纳入“用”之范畴，既维系经学本体之正统，又通过知识结构的现代转型颠覆八股取士的科举范式，推动教育从心性之学转向经世实学，为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的体制转型提供了学理依据。

（三）配合学校教育的五项措施

李端棻于戊戌变法前夕所倡“一经五纬”教育改制方略，实为融贯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之制度创新。其以京师大学堂为“经”，确立教育本体之统绪；辅以五“纬”协同：首倡设藏书楼承书院“藏修游息”之制，使典籍流通“化民成俗”，破士人无书可读之困，践“公器致用”之旨；次立仪器院，取朱子“格物致知”精义，以实证工夫穷究物理，矫空疏学风而求“即物穷理”之实；三开译书局，于中西文化碰撞间行“文明互鉴”之道，藉“西学中述”拓思想疆域；四广设报馆，暗合儒家“风草说”教化理念，以信息通达启民智而“善教得民心”；五遣游历考察，本阳明“知行合一”实践观，令学子“事上磨练”而著书立说，成经世之才。此五维体系以“体用一源”为枢机，既赓续书院“讲学-藏书-祭祀”三位传统，复注入实验精神与全球视野，终使“理一分殊”之教育宇宙观落实为“贤才俊杰盈朝”的经世实效，彰显晚清知识精英在“道器之辨”中调和古今、会通中西的哲学自觉。（杜涌，左羽主编：《历代上皇帝书》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911页。）如此，既有大学堂以为之经,又有此五者以为之纬，这可称为“一经五纬”，十年以后，贤才俊杰满朝，用都用不完。治国之道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。

光绪帝对李端棻《请推广学校折》所倡新学之制深为嘉纳，遂诏令总理衙门议行，其内核实承晚清经世致用思潮之绪余，旨在以实学实用之道革除封建教育空疏之弊养成立足“中体”而通晓“西用”的经世之才。然科举既废则仕进之途壅塞，守旧臣工以“筹画匪易”“经费支绌”为由倡言缓办，实则惧失制度化的儒家身份特权，此乃“道统”与“政统”深度交缠下既得利益者的本能抗拒。（李国钧，王炳照总主编，金林祥主编：《中国教育制度通史》（第6卷 清代 下 公元1840至1911年），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42页。）自李端棻上奏，京师大学堂筹建仍困于“议行”之局，折射出“变器卫道”与“变道改制”的深层理念冲突。

直至戊戌年，光绪帝力排众议颁谕立学。此举非仅标志太学、国子监等礼乐教化体系的终结，更肇端于制度化儒家的结构性解体——大学堂章程明定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分科设学之制取代传统通儒教育，使知识谱系由经义独尊转向中西学理之会通。其历史意义在于：一方面，通过“中体西用”的理论架构，在保存儒学伦理内核的表象下，实质瓦解了科举制所维系的机制，导致道统与治统的离析；另一方面，该校“由封建国子学向现代大学嬗变”的过渡性特质，既体现李端棻“三级学制”构想中经世精神的实践，亦预示此后学术范式由“主德”向“主智”、由通人之学向分科治学的现代性转型。（王杰编：《学府探赜：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》，天津：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4页。）在这伟大的成就中，当然凝聚了李端棻的大量心血。

三、京师大学堂创办的历史意义

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的创办，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大事件。这一事件的发生，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意义。总体来讲，有以下三端：

（一）它体现了清政府对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高度重视

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转型的视域下，京师大学堂作为清廷官办的综合型高等教育机构，是“大学”这一西方教育范式本土化的重大事件。其创设深植于“中体西用”思想土壤。既承续传统太学“为国养士”的精神内核，又肩负引进西学以应世变的时代使命，彰显国家意志与教育近代化的辩证统一。虽洋务派创办京师同文馆首开新学先河，然其课程体系专攻译业与格致之学，组织形态囿于专科层级，学理上属“专门学堂”而非现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。直至戊戌新政时期，京师大学堂方突破专科局限，整合经史政艺等多学科门类，并初具中央教育行政管理职能，实现从“西艺”移植到“政教合一”的制度跃迁。同文馆最终归并大学堂的史实，恰折射出洋务运动“器物层革新”向维新变法“制度层变革”的深层递嬗。（秦世成主编：《形势与政策 第4版》，北京：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00页。）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，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所呈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其深层价值在于通过光绪帝御批实现“体用不二”框架下的制度化转捩，将教育近代化纳入国家意志的形上建构。该奏折直斥洋务教育困于“教之之道未尽”的工夫论缺失，致使二十余载“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”，系统提出“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”的三级学制，主张书院改制需“变通章程，增广功课”以达“明体适用”之境，并辅以藏书楼、译书局、仪器院、报馆、游历等“与学校相须而成”的实践体系，实为“经世致用”思想在形下层面的结构化展开。光绪帝受“西学东渐”思潮激荡，在“中体西用”的体用论范式主导下，虽迅交总理衙门议复，然守旧势力以“事属创始，筹划匪易”推诿，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虽承命拟订“立学宗旨、分科设教”六条章程，却遭顽固派以“经费困难”为由主张“缓办”，折射出传统“明体”观与维新“适用”论的形上冲突——此即朱熹所言“本体之体”与“体质之体”的辩证断裂。迨至戊戌年（1898），康有为在《应诏统筹全局折》中援引日本维新例证，以“格致实学”重提分级办学之议，其“以元为体，以阴阳为用”的元气论哲学为学制注入本体论依据；御史王鹏运亦承洋务派“师夷长技”脉络奏请，终使光绪帝借《明定国是诏》宣示变法，完成从“体用二分”到“体用兼赅”的教育哲学嬗变。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“为各行省之倡，尤应首先举办，著军机大臣、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。”（黄进，姚文娟主编：《名君诏批九十九篇》，北京：花艺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526页。）

但顽固派仍然继续拖延，不予执行。光绪皇帝乃于1898年6月26日再次发出上谕，严令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迅速复奏不得迟延，“迅速复奏，毋稍迟延”。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们“奉严旨，不敢再玩愒，但因中国尚未有学校之举，无成案可稽，无法应付，便想到了康有为，于是请他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，不巧康有为正忙于别的事宜，腾不出手来，遂委托给梁启超。”（秋阳：《李端棻传》，贵阳：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89页。）梁启超亦说：“诸大臣奉严旨，令速拟章程，咸仓皇不知所出，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，无成案可稽也。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，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。”（丁文工，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26页。）梁启超高度推崇李端棻《请推广学校折》所彰显的“经世致用”思想，其草拟的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绝非因袭同文馆旧制，而是秉持李端棻“三级办学体系”的革新理念，建构起涵盖总纲、功课、入学、出身、教习、设官、经费等八章五十四节的完备学制。该章程以“中体西用”为根本宗旨，在体用之辨中主张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辩证统一，既强调“激发忠爱，开通智慧”的心性之学，又纳入格致之学等西学内容，突破传统教育“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”的窠臼。其制度创新体现三重维度：其一，确立“造就通才”的教育目标，超越同文馆专才培养模式，暗合儒家“全人格”教育理想；其二，构建“政学合一”的治理体系，规定“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”，使京师大学堂兼具最高学府与全国教育行政中枢的双重职能，体现晚清教育行政化的制度转型；其三，通过“尽性主义”与“趣味主义”的教育哲学，将传统“六艺”精神与近代学科分类相融合，在课程设计中实现“依于仁，据于德”与“游于艺”的会通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该章程经总理衙门上奏、孙家鼐任管学大臣推行，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学制从“道器之辩”向制度实践的实质性转捩。（萧超然等编：《北京大学校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9页。）

由上可知，光绪皇帝对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十分重视，特一再下诏催促办理。光绪皇帝曾就创办京师大学堂一事，发布数次上谕，态度严峻，语词激烈，如“亟须开办”“妥速议奏”“迅速复奏，毋稍迟延”等。（田正平：《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》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84页。）大小臣工们的有关奏折更多。说明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，已引起清廷朝野的广泛重视，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。李端棻的《请推广学校折》得到光绪皇帝的采纳，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，影响是相当大的，全国出现了兴办近代学堂、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，1901年9月14日，清政府谕令：“除京师已设大学堂，应行切实整顿外，着将各省所有书院，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；各府厅直隶州，均改设中学堂；各州县，均改设小学堂。并多设蒙养学堂。”（罗廷光：《教育行政》（上），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6页。）这样一个办学高潮，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，也为后来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（二）它从国家层面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先河

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新政的产物，兼具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央教育行政中枢的双重属性，其设立标志着清廷在国家意志主导下对传统教育体制的突破性重构。在学部成立前，大学堂以“管学大臣”统摄全国学务，形成"政教合一"的独特治理形态，此乃对传统官僚体系中礼部职能局限的历史性补正——礼部虽掌五礼，然其教育职能仅囿于科举取士，致使人才培养陷于“经义取士”的窠臼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的程式化研习与八股取士机制，割裂了“体用一源”的儒学真谛，既无法达成“经世致用”的实学目标，更背离了“明体达用”的教育本质。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勃兴虽开风气之先，然总理衙门辖下同文馆管理大臣的权责仅限馆内事务，暴露出“政出多门而体例淆乱”的制度性缺陷，各地学堂因缺乏中枢统筹而陷入“体用割裂、声气壅塞”的困境。直至大学堂确立“为国养士”的定位，方以制度化的行政力量贯通教育体系，其通过行政权力整合教育资源虽具“借势发力”的实效，却亦埋下“行政伦理与学术自由相拮抗”的隐忧，恰如“道器之辨”所揭示的治理张力：当行政体系过度介入学术场域，既可能赋能资源整合，亦易导致“道为器役”的价值异化。此制度变革本质是清廷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框架下，对传统太学精神与近代国家建构的辩证融合，其成败得失深刻映射出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“体用不二”哲学命题的现实挑战。（田正平：《调适与转型 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》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59页。）

章程，即制度、规定。京师大学堂章程“参用泰西学规，纲举目张，尚属周备。”（秋阳：《李端棻传》，贵阳：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05页。）光绪皇帝1898年7月10日发布上谕“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，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，州县之书院为小学，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，令其仿照办理。”（朱有瓛：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（第一辑，下册）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442页。）。这就将李端棻的兴学育才的主张，推而广之。这套完整的教育管理制度不仅京师大学堂自身要遵守，而且颁发各地学堂令其照办，有利于克服零碎散漫、不成体系的局面，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。它是一条有别于传统旧制度的培养人、选人用人的新教育体系。

（三）它确立了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总体办学方针

李端棻于光绪22年所呈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乃维新运动之纲领性文献，其学理根基深植于传统“经世致用”实学思想与晚清“中体西用”哲学范式之辩证融合。李氏痛陈洋务教育“教之之道未尽”之弊，主张构建府州县三级学制体系，课程设置秉持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之旨：于中学维度，强调经史之学乃立身之本，承顾炎武“经术所以经世”之实学精神；于西学维度，则力主“讲求实学”，系统引进外语、算学、格致、时务等西学新知，此非简单之“西学为用”，实为“体用互殊”之创造性转化——以《周易》“革故鼎新”为内核，通过“中西并重，观其会通”之方法论，破除“中体西用”常见之体用割裂。京师大学堂承此理念而深化之，其章程明定“中西会通无得偏废”，较诸洋务教育之技术性西学移植，更具文化主体性自觉：既以“君臣之纲”维续儒学道统，又以西学知识体系重构课程结构，使“致用”目标超越器物层面，达至“通古今之变”的文明会通境界，彰显晚清教育哲学从“西学中源”向“体用辩证”的范式跃迁。

课程是实现办学方针的具体途径，京师大学堂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为办学指导思想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，课程设置参照日本的现成样本，再结合本国情况，将课程分为普通、专门两大类。普通学即基础课程，有十种：（1）经学；（2）理学；（3）中外掌故；（4）诸子学；（5）逐级算学；（6）初级格致学；（7）初级政治学；（8）初级地理学；（9）文学；（10）体操学。并且规定所读之书必须为上海编译局纂成的功课书。（刘丽平编著：《简明中外教育制度史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02页。）这十门基础课中，属于“中学”者就占了三分之二，这正是“中学为体”思想在京师大学堂课程中的体现（郑登云编著：《中国高等教育史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9页）。章程又规定了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下者必须从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德语、日语5种语言文字中，任选一种与普通学课同时并习。普通学是每位学生都必须学习的，学习年限为3年，毕业后进入专门学学习。专门学课程有十种：（1）高等算学；（2）高等格致学；（3）高等政治学（包括法律学）；（4）高等地理学（包括测绘学）；（5）农学；（6）矿学；（7）工程学；（8）商学；（9）兵学；（10）卫生学（包括医学）。每个学生自选一门或两门学习。学习年限也为3年。格致“在近代已与经学无关”（龚书铎：《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》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536页）。西方近代数学、物理学，称格致学（左玉河：《中国近代文化史十讲》北京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，第16页）。专门学课程中没有一门是传统的中学，这就是“西学为用”思想在京师大学堂课程中的体现（郑登云编著：《中国高等教育史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9页）。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规定的课程同时也是其它大学的执行标准。

京师大学堂所要培养的人才，实际上是一种对西学有深切了解，并能将中西学问融会贯通的新型人才，他们不恪守中学，也不限于一技一能，而是能知晓中外，通达时务，经世济变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“李端棻以推广学校为契机，其中心是‘开启民智’，所强调的是引进西方新知识、新思想、开放舆论、培育人才。他已经完全超越了洋务派的藩篱，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对策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，为维新派教育思想的形成开了先河。体现了他俯仰古今，高瞻远瞩。”（黎铎：《贵州文化发展概观》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13页。）

以上分析说明，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本身和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管理制度、办学方针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这些变化，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李端棻的历史贡献分不开。

四、结 语

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形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，教育领域成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核心实践场域。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所呈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深刻批判洋务教育“教之之道未尽”的积弊，提出构建涵盖京师、行省至府州县的三级学堂体系，并辅以藏书楼、译书局、仪器院等文化设施。其思想内核既承袭《周易》“革卦”鼎新精神与“蒙卦”教化理念，又呼应“中体西用”的时代哲学范式，主张通过“中西会通”实现教育制度的根本性变革。光绪帝于1898年采纳该议并诏设京师大学堂，此举不仅体现维新派“君民合治”的政治哲学构想，更标志着传统“四部之学”向近代“七科之学”的知识论转型。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在章程制定中虽坚持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辅”，但其分科教学模式实质动摇了经学的本体论地位，引发“学堂经学”形态下中学与西学的结构性调适。这种教育转型推动了中国哲学范式的近代嬗变：从宋明理学的形上思辨转向实证主义的知识重构，从乾嘉考据的训诂传统转向逻辑学方法论的系统引入，最终促成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置中“中国哲学”与“西方哲学”的学科分野。李端棻作为教育哲学的制度化实践者，其贡献不仅在于促成近代中国国家层面最高学府的诞生，更在于为传统知识体系注入了“格物穷理”的现代性基因，奠定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走向多元学科分类的哲学基础。（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 许桂香）